源作者:金台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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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址富集量大的河南、陕西等省份，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项目数量也较多。 从入选类型上看，城址、建筑遗址及聚落址、洞穴遗址等类型项目占到全部总量的六成以上，墓葬类项目占比28%；水下遗址、陶瓷窑址、作坊遗址、矿冶遗址等项目占比8%。

黄河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从“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分布可以看出，一批批重大考古成果，犹如“满天星斗”分布在黄河流域沿线尤其是黄河“几”字形段和中下游地区。

从“十大发现”入选地区的逐年分布来看，西北、西南地区增幅较大。华东、华中地区多年以来入选项目数量稳定增长，每年均有两处以上项目入选，截至目前分别达到了86项和74项。

自1996年第四批国保单位公布开始至2019年第八批国保单位公布，“十大发现”的重要价值一直得到国保单位评选工作的充分肯定。在不同评选年度入选“十大发现”并在随后的国保单位遴选中被公布为“国保”的项目占了很大比例。

与30年前相比，中国当代考古技术也有长足进步。入选2021年度“十大发现”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在考古提取和文物保护中应用了大量新科技手段。

2021年度“十大发现”的入选项目时间跨度长达13万年。 考古人员在四川稻城皮洛遗址7个连续的文化层内，共出土7000余件石制品，地表采集3000余件，说明远古人类在此地的活动频率和强度非常高，改变了人们以往认知。

近日，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以下简称“十大发现”)发布，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陕西西安江村大墓等10个项目入选。

30余年来，例行发布的“十大发现”提供了丰富的考古成果，使人们得以不断深入了解人类和文明起源过程，特别是更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

“十大发现”

描绘文明发展史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推介活动始于1991年。由专家学者组成的评委会每年选出上一年度的“十大发现”。目前已经有320项考古发现入选。这些项目遍及祖国大江南北，涉及绵延悠久的人类文明发展过程，呈现了丰富多样的考古类型。

2022年4月22日，国家文物局印发《“十四五”考古工作专项规划》，明确新时代中国考古工作发展的目标，将“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等列为主要任务。长期以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通过年度评选推介，展示了令人信服的研究成就。比如，湖北沙洋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山西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陕西澄城刘家洼东周遗址等入选项目，均科学阐释了中国境内人类起源、文明起源、中华文明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等关键问题，揭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与发展过程。

重大考古项目

豫陕富集不断延展

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从分布区位来看，从我国领土东端的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2019年入选)到西端的新疆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2012年入选)、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2020年入选)以及南端的海南史前遗存，重大考古项目在我国有着广泛分布。

入选的考古遗址，在黄河、长江流域的华北、华中、西南、华东地区有密集分布。比如，在黄河“几”字形段和中下游沿岸散布着山西吉县柿子滩旧石器时代遗址、山西中西部的柳林高红商代遗址、河南灵宝西坡新石器时代大型墓地、河南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城址、山东城子崖龙山与岳石文化遗址等。在长江沿岸有大量古文化遗址，比如，四川宜宾石柱地遗址、湖北鸡公山遗址、江苏省张家港市东山村遗址等。这些均是黄河、长江流域孕育文明的重要实物见证。

在持续发布“十大发现”的30余年间，我国历史遗存密集地区的考古成果非常丰富，重大发现迭出。从历年评选推介项目可以看出，文化遗址富集量大的河南、陕西等省份，入选项目量也较多。河南是公认的地下文物大省，几乎年年有项目入选，2007年更是有多达5个项目一同入选。陕西也多次出现年度入选两个以上项目。河南和陕西，共计有78项考古成果进入历年“十大发现”，约占到总量的24%。

在2015年前后，重大考古成果出现了新的分布趋势。“十大发现”的空间分布更趋广泛，多年未有项目入选的省份，如吉林、黑龙江、北京、宁夏等都有新考古发现入选，海南则以“沿海地区史前遗存”在2015年入选“十大发现”，实现了该省在此方面“零”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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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理区划空间来看，我国西北地区入选的“十大发现”数量增幅最大。截至2005年时，西北地区还只能列出16项成果；但到2015年，入选总数就上升至33项，到2022年总数达到52项，呈现每5年就有阶梯式增长的态势。西南地区在2011年后出现较大增幅，近年来每年均有1项以上入选，目前已达到36项。考古工作在地理空间的不断拓展，丰富了我们对祖国辽阔疆域上不同文化的认识，也扩展了我们对于古代中国的了解。

先秦考古成果

占半壁江山

从历年“十大发现”可以看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夏商周时期的考古成果约占到总量的55%。这其中包括世界遗产浙江良渚古城遗址和殷墟、被誉为“中国文明的前夜”的陕西石峁遗址、“夏都”河南二里头遗址以及四川的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等。这些均是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推动下取得的重要成果，对于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解释早期中国形成和发展的整体面貌具有重大意义。

秦汉以后入选“十大发现”的遗址、墓葬项目数量虽然略少，但基本覆盖了主要历史时期。其中汉代考古成果最多，达到37项，南北朝(14项)、唐(16项)、宋(17项)、辽(7项)、明(10项)时期成果也相当可观。历史延续时期较短的秦(公元前221年以后)、魏晋、隋、五代、金、元以及近现代也有项目入选——“十大发现”已能大致勾勒出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时空序列。

越来越多的考古成果让真实的历史信息更加清晰、全面、真实地呈现在公众面前。比如，2021年备受瞩目的“陕西西安江村大墓”，确定了汉文帝霸陵的准确位置，更正了“凤凰嘴”为汉文帝霸陵的传统认识，解决了西汉十一陵的名位问题。2019年的“广东‘南海I号’南宋沉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满满的船货再现了南宋手工业经济和货运交通的发展盛况，彰显了南宋时期中国与周边区域海上经贸活动的繁荣景象，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繁盛的历史见证。

入选项目

类型丰富、成果丰硕

320项“十大发现”入选项目涉及的类型非常丰富，既有帝王陵寝、诸侯王(后)墓、贵族墓等，也有聚落址、洞穴遗址和城址、建筑遗址。进入21世纪，聚落和建、构筑类的入选项目数量明显多于墓葬类。在2022年度评选结束时，墓葬类项目总计89处，聚落类和建、构筑类项目则都达到103项。这客观反映出，在理论、方法、技术不断进步的前提下，考古工作者对聚落遗址、城址、建筑基址的研究不断深入并取得重要成果。

“十大发现”见证中国考古事业在研究、保护、展示领域的不断进步。在这30余年间，中国文物保护领域和考古工作者对古代遗迹的功能、性质、价值的研究不断深入，伴随着科学技术手段的不断发展，考古工作的对象和范围也得以不断拓展。近年来，有更多的水下遗址、矿冶遗址、水利设施等新类型入选，比如，刚刚入选2021年“十大发现”的军事设施遗址“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等，都极大丰富了“十大发现”的项目类型，也拓展了考古项目的研究维度。2010年入选的“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已于2015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河北张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的考古、保护、展示工作为北京冬奥会增添了文化底蕴，辽宁庄河海域甲午沉舰遗址(经远舰)水下考古调查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实物见证；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考古项目、广东“南海I号”南宋沉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项目，采用不同方式及时展现考古工作现场和考古人的日常工作……这些成果在全媒体传播时代让更多公众接触到文化遗产保护的最新信息，拉近了考古、文物与公众的距离。

“十大发现”

是“国保”的储备库

“十大发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提供了丰富的“候选”名单。据不完全统计，320项“十大发现”中，目前已有不少于227项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约占到总量的71%。而这一数字也无疑会在后续公布新批次“国保”中被继续刷新。

早在1961年，我国就已将一定数量古遗址、古墓葬被公布为国保单位，这些重要的文化遗址在后续的考古工作中又有新的重要发现，这些成果也在“十大发现”中得到体现。郑韩故城是第一批国保单位，其在1997年、2017年均有新发现并入选“十大发现”。同为第一批国保单位的云冈石窟、辽上京遗址、汉魏洛阳城也因在后续考古工作中的重要发现而分别在2011、2012、2015年入选。这样先成为国保单位、后又有重大发现而被入选“十大发现”的总计达到65项。

从另一个角度看，自1996年我国公布第四批国保单位开始，先进入“十大发现”、随后又被公布为国保单位的项目比比皆是。1995年，出土“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帛的新疆尼雅遗址进入“十大发现”，1996年即被公布为第四批国保单位；出土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太阳神鸟”的四川金沙遗址于2001年进入“十大发现”项目，随后于2006年被公布为第六批国保单位；2009年“十大发现”中备受关注的河南安阳曹操高陵，在2013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国保单位……这样因有重大发现入选“十大发现”、后被公布为国保单位的项目多达162项。可以说，“十大发现”是“国保”的“优质储备库”。

陈 凯：清源视野(北京)文化咨询有限公司数据中心主管。研究方向为遗产保护管理与数据分析。

(本版制图：陈 凯 照片来源：国家文物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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